一、成本因素

    经典的区位理论认为生产成本是决定厂商区位的主要因素，外商通常会选择最低成本的生产区位，这种成本通常是指生产成本，包括劳动力成本和交通运输成本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劳动力工资成本。劳动力工资成本对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应该从两个方面来认识。一方面，工资水平越低，越有利于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之时，正值香港处于经济转型之际，正是由于我国相对于香港劳动力成本十分低廉，因此，大量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装配业、制造业从香港转移到珠江三角洲及广东各地，使粤港之间形成前店后厂的关系。但另一方面，工资水平过低，可能从另一角度说明当地劳动力的素质低下，因而对其的报酬也较少。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单纯依赖于低廉劳动力成本的竞争力会受到侵蚀。一是由于工资成本的逐渐上升，二是依靠廉价劳动力生产的产品往往技术含量低、竞争性不强。因此近年来，效率工资(每创造一单位产出所支付的工资额)这一指标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欧美在华制造业投资主要是流向一些工资水平较高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主要就是由于该地区劳动者素质和管理效能的提高，尽管工资水平较高，但效率工资水平并不算太高，甚至要低于其他地区。决定效率工资的是人才的素质。这一点上海有着独特的优势。就全国来说，上海的科技整体水平和科技人才总体素质都比较高，据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统计，上海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数为6534人，居全国第二位。同时，数量庞大的工厂企业和大型公司，为上海培养了大批熟练技术工人和优秀的管理人才。这些不但为外商投资办厂提供可靠的技术保证，也为跨国公司提供了充裕的低成本、高素质的人才资源。1987年在广州设立的耐克中国总部就是由于人力资源问题而在90年代中期迁往上海，曾在广州短暂停留的汉高、高露洁、雀巢也将总部迁往上海、北京。

二、市场因素
      外资企业在选择制造业子公司区位时，一般把市场规模的大小看成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因为如果外资企业把制造业工厂选择在市场规模较大的地区，将可以接近消费者和要素市场，从而减少运输成本，及时了解市场需求的变化，并获取集聚规模经济效益。一般说来，一个地区的市场规模大小可以用其经济总量规模如GDP来进行衡量，也可以用该地区的经济腹地的经济总量和市场容量进行衡量。
     改革开放初期，港台商人投资于广东福建应该说考虑了市场因素。只不过当时的生产方式主要是来料加工、来料装配等，产品基本出口外销，其市场不是国内市场而是国际市场。而90年代欧美日在华制造业的投资立足点是国内市场，因此更多地考虑当地的市场规模和经济基础。上海在经济腹地方面，拥有国内其他城市所不具备的独特优势。整个长江流域，面积为80万km2，人口近4亿，都可以算作是上海的腹地。而且，上海属全国性的城市，其辐射面可以到达全国，因此，从更广义来说，全中国都是上海市场的可及范围。上海优越的区位条件正是外资企业占据大陆腹地的理想选择，外资企业通过叩开上海的市场大门，便可奠定自身在长江流域乃至中国的地位。

三、集聚效应
    集聚效应也是外商直接投资区域选择的重要因素。外商制造业投资倾向于选择在经济基础较为雄厚、基础设施比较完善和产业配套程度较好的地区，就是为了获取集聚经济效益。因此，一地区的经济基础、基础设施状况、产业配套能力等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起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欧美日跨国公司的投资相当程度上受市场规模和集聚经济效果的影响。集聚效应一方面体现在城市规模经济效益方面，另一方面体现在行业规模经济效益方面。大量的相关企业在地域上相互集中在一起，可以节约生产成本，扩大生产和消费需求，并有利于相互竞争和协作，提高管理和办事效能。
    欧美日在华制造业投资向上海及长江三角洲一带集中，主要就是看中了这一带拥有的完善的基础设施和集聚经济状况。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的集聚效应体现在几个方面：一为工业基础。上海经过40年的建设，到90年代初已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工业基地，并形成了规模庞大、完整的工业体系。二体现在完善的基础设施。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对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不断加大，为外资创造了良好的硬件环境。三是良好的金融环境。金融保险业的外商投资是上海过去增长最快的一个产业，自1993年底外资金融保险机构逐步进入后，上海正加速成长为一个国际性的金融商贸中心。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逐渐形成，特别有利于资本密集型产业如汽车、通讯、电子、精细化工等高附加值产业的发展。最后，上海研究机构众多，人才云集，拥有高度的研究开发能力，又是信息集聚中心，这对于跨国公司在上海设立研发机构特别有利。总之，上海的集聚效应是十分明显的，对外资，特别是跨国公司的进入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一些大型跨国公司率先进入后，会带动其他相关企业相应跟进，而且其示范效应也会带动其他跨国公司的进驻，集聚效应又进一步放大。
    当然，随着外资对广东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地区投资的增多，珠江三角洲也逐渐形成了一定的集聚效应。珠江三角洲在上中下游配套的生产体系与地区性整合方面，特别是在电子信息产业领域，集聚效果特别明显。羊健(1997年)的研究认为，日资企业投资于珠江三角洲地区时，除了考虑生产成本、投资基础设施及地区优惠政策以外，也正是考虑到这种集聚效应。
 
四、政策因素
    一般说来，实行比其他地区更为优惠的外资政策是影响投资环境的重要因素，对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相对地说，大型跨国公司更注重的是对市场的占领，更注重公司的长远发展，因此，其对优惠政策的敏感度弱于中小投资者。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的工作重点开始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并实施了改革开放的方针，赋予广东福建以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分别在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的厦门试办经济特区，实行优惠政策，吸引外商投资，大力发展加工制造业和出口贸易，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这些区域性的优惠政策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确实起到了吸引外资，特别是中小投资者来华投资的重要作用。优惠的外资政策也为跨国公司90年代进入上海提供了契机。80年代，上海根据国家的外资政策制定了一系列吸引外资的地方法规。1990年国家又作出浦东开发开放的重大决策，并相应制订了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应该说，浦东的开发是跨国公司投资上海的重要激发因素。以此为契机，上海大规模引进外资，加紧向外向型经济功能转变。据统计，在浦东开发开放的前3年，上海利用外资年均增长为3.46％，而在开放后的3年上海利用外资年均增长达165.56％；截至1997年，浦东新区在上海累计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协议总额中的比重高达30.1％(熊世伟，2000年)。因此，政策因素对影响跨国公司对上海的投资热情，对近几年国际资本大规模进入上海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五、地理位置与文化联系
     地理位置与文化联系是国际直接投资的催化剂和黏合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国际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及投资的效果。
     80年代，广东外资的大量注入，首先是同广东优越的地理区位，尤其是与毗邻港澳和靠近台湾密切相关的。广东的区位优势最主要表现在直接毗邻香港、澳门两个国际性自由港，特别是毗邻香港这个国际金融贸易中心，粤港澳的直接相连有利于互相取长补短、相互推动和促进经贸合作与技术交流。同时，广东邻近台湾与东南亚等世界经济发展的“热点”地区，也容易受到经济先进地区的传导和辐射，产生传递效应。港澳台与广东不仅地域上相邻，而且香港与广东语言相通，不少投资者与当地有着血缘、亲缘、地缘等一系列社会关系。这种社会资本成为海外华人进入广东的一个工具，可以大大降低交易成本和回避市场风险。大量海外华人资本尤其是香港、澳门和台湾的资本在80年代占到中国直接投资的约2／3，这在相当的程度上是基于华人社会网络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商业联盟体系。
    独特的区位优势、融汇中西的海派文化也是上海吸引跨国公司的潜在因素。从区位因素来看，对外，上海位于太平洋西岸的中部，处于太平洋经济辐射的中心，是连接东亚、东南亚和中国大陆经济的枢纽。对内，上海位于中国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与黄金水道的交汇点。同时在文化环境上，上海是中国最早向世界开放的城市，具有悠久的对外开放历史。对于上海来说，上海自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以来作为一个金融、贸易和产业中心，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如果说，中国与西方商业文化(规则)最接近者，则非上海莫属。正是这种融汇中西文化的人文环境，使上海成为联系海内外客商的纽带，在上海吸引外资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潜在影响力，发挥着特殊作用。

    总之，对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因素的研究，以及外资对广东、上海投资区位的变化及主要原因的分析，可以说为我国不同地区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外资进入在政策方向上提供了一个视角。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为什么成为90年代以来外资特别是跨国公司进入的热点地区；广东、福建在引资方面的竞争力又为何逐渐弱化，差距何在；西部大开发在引资方面应在哪些方面多加努力。通过以上的分析，应该说能给我们一个方向上的说明。